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职业变迁之律师篇——记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根飞律师
点击次数：1506发布时间：[2018-12-17]
改革开放40年中的宁波律师
40年栉风沐雨，宁波律师业随改革开放而兴盛。
40年间，宁波律师从寡到众，由改革开放之初寥寥数十人到2018年6月底突破3000人；全市律师总人数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万分之3.7，超过小康社会建设万分比2.5的指标要求；从不大愿意给“坏人”辩护，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律师们从提供法律服务，到参政议政，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律师已经成为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法治宁波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近日，记者饶有兴致地聆听了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宁波“大状”聊他的职业故事，讲述律师行业的变迁与发展。
从端着“铁饭碗”打官司到创办宁波首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杨根飞：我的成长轨迹就是宁波律师行业发展的缩影
人物名片
姓名：杨根飞
年龄：54岁
简介：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22岁起从事律师工作；在宁波律师界第一批辞职，创办宁波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曾是宁波市律师协会第一任副秘书长，后历任理事、常务理事直至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等职。
“我个人在律师行业发展的成长轨迹，可以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律师行业发展的缩影。”听记者道明采访来意，杨律师快人快语。初秋微凉的天气中，记者听他说起和法律结缘这几十年来的故事。这其中，有跳出体制的决然，有打赢第一起刑事官司的畅快，更有对宁波法治环境完善的欣喜和对行业发展的憧憬。
毕业后端着“铁饭碗”打官司
从五年有期到无罪释放，感受到律师的神圣
1986年，22岁的杨根飞从杭州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了象山县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家国资所，自然也是象山当时唯一的律师事务所。
“首先我要感谢改革开放，因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像我这样身居海岛，家庭成分又不是太好（中农）的农家子弟，是绝对没有机会上大学的”。采访一开始，杨根飞就郑重其事地对记者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感激之情。
“我也是象山文革后的第一名法科生。当时还没有律师资格证一说，我是拿着省司法厅发的‘律师工作证’上岗的”。杨根飞坦言，在高中政治老师蔡品利老师建议填报法学专业前，自己对法律一无所知，更不知“律师”为何物，但已经把老师“法律会越来越重要，学法律将大有可为”的论述深深印进了脑子。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是，《律师暂行条例》于1982年初实施，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启航。在该条例中，律师执业机构被称为“法律顾问处”。毕业时，律师还是个“铁饭碗”，事务所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是吃“大锅饭”，与个人业绩没有关系。杨根飞刚毕业的工资是每月54元，一年期满后定级到70元，后来和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实行同样的薪酬体系，也具有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算是“吃一半皇粮”。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社会上对律师的职业认知就是“打官司”的，法律顾问这类概念才刚开始萌芽。自然，律师也没有细分什么领域，什么案子来了，就打什么官司。印象中，因吵架打架引起的人身损害和因建房引起的宅基地纠纷特别多。入职的那年冬天，杨律师办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刑事案件。巧合的是，这是一审法官的最后一个案子，办完这个案子，他就退休了；这也是本案公诉人的最后一个案子，办完这个案子，他就要调离检察官岗位了。“隔了30多年，案子的细节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尽管我当庭提出了被告人精神状态有问题，有必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辩护意见，但当事人一审还是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一审宣判后，我以辩护人的身份提出了上诉（当时的刑诉法允许）。二审法官到看守所提审了被告人，但由于被告人从未出过海岛，说的一口海岛方言，法官一句没听懂，而法官的灵桥牌普通话也使他一脸懵逼，双方实在无法正常沟通，还是我去做的“翻译”，才使提审顺利完成。最后法官也感觉这个人实实在在是个傻子，遂采纳了我的上诉意见，给当事人作了鉴定，证实确实是精神病（重度精神发育不全），遂改判我的当事人无罪。这个案子，极大地鼓舞了刚从事律师职业的我，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法律的力量和律师职业的神圣与光荣。”杨根飞说，这个案子，对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长足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刑事案件上。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更加坚定了他对法律的强大信仰，这份信仰贯穿于今后的整个职业生涯，体现在每一次接待、每一页文案、每一个案件、每一次庭审中。凭着法科生的坚实法学功底，杨根飞很快就在小县城崭露头角，但当他在1988年年末的县政府全体会议上接过县长颁发的县政府法律顾问聘书时，还是引起了与会县长局长们的一阵惊呼：“小鬼头哎”。“当时，乡镇企业刚刚兴起，很多乡镇企业还挂着乡镇政府的名头（名曰红帽子企业）。为此，很多乡镇政府因为企业的经营问题成了被告，县里也为此焦头烂额，于是聘请了第一批法律顾问，一共三人。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政府开始有了法律意识并在逐步增强。”
跳出体制，创办宁波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3000元法律顾问费挽回企业400万元损失
1992年下半年，杨根飞甚至没有和家人商量，就决然地把“铁饭碗”给砸了——跳出体制，和两位同行一同创立了象山信大律师事务所。这也是宁波市第一家、浙江省第二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当时的背景是，司法部于1988年6月出台了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鼓励律师辞去公职，自己创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我还是做律师这份工作，尽管不是在体制内，但工作性质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对辞职就没有太多顾虑。为什么跳出体制？因为我认准了律师这个行业必然将走向市场，这是大势所趋。既然如此，不如主动去适应，我第一个吃螃蟹。”杨根飞坦率地说，走出体制的最大变化是，从过去的吃“大锅饭”变成了“为自己干活，给自己当老板”，干劲更足了，人也更自由了。相对应的是，客户也更容易接受这样“不吃皇粮”的律师。信大所的规模很快超过了他原来所在的国资所。到1998年，信大所执业律师人数已从创立之初的3个增加到了15个，成了浙江省县市区律师事务所中执业律师人数最多的一家。1993年，杨根飞的个人年收入也超过了1万元。他笑着说：“要知道，在当时，‘万元户’还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头衔。”他还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和自己工作之初显著不同的是，法律顾问这一块业务的比重在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创收中不断攀升。“乡镇企业开始大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请个法律顾问，规范生产经营行为，相当于给自己上一道护身符。一开始，法律顾问的收费很低，从一年500元开始，但是市场开始培育起来。”薛老板是杨律师的一个客户，他就很庆幸当时花了一年3000元的服务费聘请杨律师做企业的法律顾问，从而挽回了400万元的损失。原来，薛老板公司的一个员工偷拿公司的公章，为他人企业的银行贷款担保。等薛老板发现这事时，债务人已几近破产。当时的400万可以说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企业遭受灭顶之灾。薛老板想起了自己请的法律顾问。杨根飞了解情况后，马上想到前不久最高院出台过一则司法解释，大意是当债务人陷入债务危机时，保证人可要求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如债权人不及时行使债权，保证人可以不用承担担保责任。他马上代表企业发函给债权银行。半年多后，企业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时，杨根飞却很笃定。最后，企业凭着杨律师发去的只有一句话内容的函件免于承担担保责任。“这个薛老板，最后给我介绍了很多客户，他经常跟做生意的朋友说，搞市场经济，别的钱能省，法律顾问的钱，千万不能省！”杨根飞笑着说。
被聘为宁波市政府法律顾问
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法治宁波建设中来
2001年底，杨根飞决定来宁波发展。
2005年6月，他与人合伙，一起创办了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比，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权益更明晰，责任更重大。打个比方，律所如果出了重大失误，承担不了赔偿责任，那么合伙人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国资所，到92年辞职办合作制所，再到05年办合伙所，杨根飞的职业轨迹正是改革开放后律师事务所组织模式的变革过程。来宁波不久，他加入了宁波市委市政府信访法律顾问团，参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信访接待活动，参与信访事件的调研、听证论证。宁波市人民政府设立法律顾问团时，他又成了市政府的首批法律顾问。他深有感慨地说：“因此，我有更多机会、更高层次参与到法治宁波建设中来，这对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重要。” 他以刑事辩护为例，说起了宁波法治环境完善过程中的切身感受。杨根飞回忆，刚工作时，根据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开庭前3天才通知律师（被告人是七天），留给律师开展辩护工作的时间非常少。而且，当事人如果没能力请律师，就没有律师为其做辩护。1997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由政府出钱为请不起律师的重大刑事案件被告人指定律师。宁波市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很快落实，走在了全国前列。自2013年3月27日起，宁波市将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没有钱请律师的被告人，以及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全部纳入指定辩护范围。自该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宁波市已为近15000名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浙江省被指定为8个试点省份之一，省高院、省司法厅又将宁波市列入首批试点城市。2017年12月，宁波市律师协会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宁波市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全面规范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他又以行政诉讼为例说明。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打官司本就是很忌讳的事，“民告官”更是想都不敢想的，直到1990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杨根飞回忆，在这部法律颁布之前，宁波“民告官”的事情少之又少，即使有，也是适用《民事诉讼法》，“民”的胜诉率也非常低。《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产生了强烈的碰撞，特别是给行政机关和行政干部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一开始，行政机关很不习惯当被告。如今，这早已不是新闻。“民告官”渠道的畅通，自然能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作为，对个体来说更畅通了依法维权的渠道。2017年，全市法院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456件，土地和征迁类案件已多年占据案件多发领域前两位。过去，在“民告官”案件中，告“官”往往不见“官”。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成为了一项法定义务。如果行政机关负责人确实不能出庭，也要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能只委托律师出庭。近三年来，宁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明显上升。据了解，2017年，全市法院办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666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407人次，出庭应诉率为61.11%。宁波市委常委、副市长刘长春亲自出庭应诉，奉化区副区长孔哲鸿、鲁霞光等带头出庭应诉，并作陈述发言，与原告进行充分沟通、解释，取得了良好效果。
成为省内首位律师协会监事长
专业律师将越来越受市场欢迎
“截至2018年6月底，全市共有律师事务所162家，律师总人数3036人，首次超过三千。2017年，全市律所全年完成业务创收11.2亿元，同比增长15.32%；产生4家业务创收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律所，更出现了一家亿元所。全市律师总人数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超过小康社会建设万分比2.5的指标要求。”说起这些数据，杨根飞如数家珍。随着在律师行业的深耕，杨根飞开始把更多精力倾注于律师协会的工作中、推动律师行业的发展上。“这个职业、这个行业给了我很多，我应该有所回报。”杨根飞颇为动情地说。
2003年，宁波市律师协会首次设立由执业律师担任的副秘书长一职，杨根飞出任第一任副秘书长。
2013年5月，宁波律协借换届之际，设立了监事会，杨根飞出任监事长一职。
他告诉记者：这也是全省范围内首个地方律师协会的监事会，我也由此成为浙江省首个律师协会监事长。监事会成立以后，我带领四个监事认真履职，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督促理事会更勤勉地为会员服务，共同推进区域律师事业发展，谋求会员福祉。省委王辉忠副书记和省司法厅厅赵光君厅长先后对宁波律协设立监事会并良好运行的积极作法表示肯定，《浙江法制报》也作了专题报道。谈起宁波律师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杨根飞分析，宁波律师行业从业人员将会持续增加，素质会不断提高。最主要的一点是，专业律师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他建议打算从事律师工作的青年学子，要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前三年要什么都做，“杂”一点，多学点；三年后可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并坚持努力，务必使自己更精更专，主动去适应市场需求。
